我国当前环境犯罪的现象与预防探析
浏览次数:426      发布时间:2018-08-27 16:05

我国当前环境犯罪的现象与预防探析

继宏所 夏和生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不少社会主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的追求经济发展,使环境不断恶化。本文总结了现阶段中国环境犯罪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分析其社会成因,并结合外国环境犯罪防治经验,认为应该从刑法完善、行政协同和社会支持等角度制定环境犯罪预防措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环境犯罪;预防措施;环境刑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国家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可以看到,随着2011年2月1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文件颁布,对有关环境犯罪的认定及处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修改后的刑法突出了环境犯罪的法律强制,大大提了其定罪量刑的可操作性,但是环境犯罪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如何最大限度遏制环境犯罪,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仍然是刑法研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环境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一)环境犯罪的概念

     对环境犯罪概念的理解是探究环境犯罪成因,提出犯罪预防对策的前提。而对于什么是环境犯罪,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或非自然人主体故意、过失或无过失实施的污染大气、水、土壤或破坏土地、森林、草原、珍稀濒危动物等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是有现实危害性或实际危害结果的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1] 康树华教授认为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刑法和环境保护的有关法规,故意或过失地对国家保护的环境,超标准排放污染物或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侵犯了国家、单位和自然人的环境权,引起或足以引起环境、人们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损害的行为。[2] 环境犯罪在日本被称为公害罪,日本有学者关于公害罪的定义认为是由于工业或人类其他活动所造成之相当范围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下沉和臭味等等,使人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发生损害的行为(这里的生活环境包括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财产、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3]

    从上述观点及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现在学者关于环境犯罪的定义都认为需要造成环境破坏,但对于是否需要以造成人的生命、财产和健康损害为构成要件,尚有争论。一些人认为必须要造成对人的生命,财产或健康安全的损害才构成该类犯罪,这是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立法观的反映,没有突出环境价值的独立性。进而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对生态环境或资源的损害也包括在环境犯罪的侵害对象中,这就突破了以人为中心,更注重于对环境资源本身的保护。笔者认为,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国家保护环境强制规定,排放污染物质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或公私利益造成危害,需受刑法处罚的行为。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的有关犯罪主要在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加以规定。

    (二)环境犯罪的特点

    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形势严峻,而且我国环境犯罪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1.环境犯罪的隐蔽性

    由于刑法关于环境犯罪规定的威慑力以及现实社会的关注,使得环境犯罪的手段愈加隐蔽。个人和企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将污染源隐藏在人们察觉不到的地方,并且为了逃避执法人员的检查,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向公共场所排放有害有毒物质。这就使得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发现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有时候被害人根本不知道从何时起权利受到侵害,而且有的环境污染所影响的不仅是被害人本身,可能会一直延续至其后代,这都是环境犯罪隐蔽性的表现。

    2.环境犯罪的间接性

    传统的犯罪行为如杀人、放火、抢劫等一般都直接针对受害人本身, 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非常明显。但环境犯罪却不同,行为人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首先是作用于环境这个载体,然后再通过环境作用于受害人,[4] 这也是导致环境犯罪很难及时被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些环境犯罪除了有直接危害后果外,还具有间接危害后果。例如滥发林木罪,除了破坏森林环境,还可能会因此而导致沙尘暴等间接危害。

    3.环境犯罪的复杂性

    这主要包括环境犯罪成因复杂和认定的困难。大多数环境污染都不是由单一的行为造成的,可能是由多个主体的多种不同物质不当排放行为再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而造成的污染事故。而这种原因的确定及取证又需具备复杂的科技知识才能完成,一般人包括普通的执法人员难以具有这种知识,再加上环境犯罪结果往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以致时过境迁, 取证工作变得十分艰难。

    4.侵害对象的广泛性

    环境犯罪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或者物, 而是有着成片的、跨区域的甚至跨国界的巨大不利影响。由于人类生活环境的共同性,环境犯罪往往会造成一大片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害该地区所有公民的财产权益或身体健康,即犯罪对象具有广泛性。也因此,环境犯罪危害后果更加巨大,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二、环境犯罪的成因

    环境犯罪之所以愈演愈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例如我国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并且匮乏,资源获取难度大、稀缺性高,还有个人性格因素等。但本文主要从社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来分析环境犯罪的成因。笔者认为,环境犯罪的发生在社会中,也必定受社会因素影响深刻,因此,可以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加以总结。

    (一)环境犯罪的经济成因

    环境犯罪主要包括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而这两者又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环境犯罪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类型的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实行“一平二调”的政府统管生产模式。这样,虽然使企业获得了经济自主权,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但同样也使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润,不顾国家,社会利益,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他们不愿意采购污染物处理设备,减少排放污染,却希望能获得更为廉价和充足的原材料。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主体一方面过量开发自然资源,保证生产,另一方面又公然违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超标、超范围排放污染物,最终影响生态环境和造成公民人身损害。例如,2009年8月,陕西凤翔县对东岭集团环评范围内的731名儿童进行血铅检测,确认有615名儿童血铅超标,成为轰动全国的铅污染事件。据检测,本次污染事故的主要原因即是东岭集团排污设施老化,严重超标排放铅废水和废气,最终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健康生活。其次,中国改革开发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将中国作为他们的制造基地和原材料产地,不仅希望能够获得丰富资源,同时将本国禁止经营的高污染行业转移到中国,在高额利润的回报下,部分国人开始铤而走险,践踏法律,不断对环境造成破坏。2007年,中国某环保组织发布了一份环保违规企业名单,其中包括上百余跨国企业甚至“世界500强”公司,外国企业在中国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污染事件的重要部分。

    (二)环境犯罪的政治原因

    我国环境问题之所以短期内变得日益严峻,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国长时间注重经济的增长,所以地区经济发展成为衡量政府工作的主要标准。于是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冲突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便为了GDP增长而忘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允许甚至鼓励严重污染项目上马。其次,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不完善,现有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覆盖面小,并且法律对环境犯罪侵害的对象规定的不够具体,其他很多环境污染,如噪声、光电污染等,都没有加以规定。而且现有刑法第六章有关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大都以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这样注重犯罪的结果就很难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体现出来。现实中环境污染很多都是持续时间长,日积月累才体现出来,一旦危害显现出来,有可能就是无法挽救的。最后,环境犯罪行为实行之初大都是通过行政执法加以规制,我国长期以来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有缺陷,环保部门执法权威性欠缺。所以导致现阶段中国环境犯罪行为不断增多的政治方面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环境犯罪的社会文化原因

    1.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建国后的一段特殊时段,使得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方面,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决策者不了解中国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调整机制,也不知道违反该规定的法律后果,从事经济活动一味以达到经济目标为出发点,只注重眼前现实利益,这样就会容易触犯环境保护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公民的合法环境权益遭受侵害后,也很少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给了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的机会。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就会进一步进行破坏环境的行为。

    2.社会环境保护氛围不够。由于中国90年代至今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所以国家的有关媒体、政策都为经济发展服务。宣传的缺失,使得我国大多数公民并没有养成时刻保护环境的内心意识,社会对于环境破坏行为的评价和约束机制不完善。甚至有些人觉得牺牲环境提高生活水平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环境犯罪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外国环境犯罪防治经验

    国际社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环境刑法,对环境的保护主要还是依赖各国的国内法规定。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再加上环境状况的差异,导致各国关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处罚措施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介绍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防治经验,加以借鉴吸收,为提出适合我国实际的环境犯罪预防措施做铺垫。

   (一)日本环境犯罪防治经验

    日本曾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多的国家之一,现在却是公认的环保先进国家,这其中最主要的在于其制定的一系列完善的环境刑法。日本于1970年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环境刑事单行法《关于处罚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法》。该法以特别刑法的方式规定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内容,虽然该法仅有7个条文,但却形成了环境刑事制裁的基础模式,并且弥补了刑法典的不足,为控制危害环境的犯罪提供了有力武器。[5]179 该法规定,无论故意或过失犯罪,均不要求损害结果的实际发生,只要对公众生命或身体造成危害状态即可,这样就增加了环境犯罪追诉的可操作性。该法还规定对单位环境犯罪是实行双罚制,加重了法人负责人的注意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较先进的规定是对公害罪的因果关系证明要求降低,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即可推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需要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

    日本于1974年修改刑法典,将对环境犯罪的规定正式纳入国家大法中,规定了多个具体罪名,如污染饮用水罪、气体遗漏罪等,在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提出了降低环境负荷、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重视预防和加强国际合作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和要求。[6] 日本政府还在之后颁布的的大量的行政、经济性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对危害环境犯罪行为的处罚。《海洋污染防治法》规定,由船舶和海洋设施上排放油类或废弃物的,故意排放的,处6个月以下徒刑或20万日元以下罚金;过失排放的,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10万元以下罚金。其他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毒品和剧毒物品管理法》等都做了类似规定。

    (二)德国环境犯罪预防经验

    德国环境犯罪的法律规范与日本有所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行政制裁到附属刑法再到刑法法典化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属于行政制裁时期,法律要保护的法益由行政机关决定。70年代末期,德国逐步重视刑法手段制裁破坏环境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德国环境刑法进入法典化时期。[5]182 德国环境刑法的主要特点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设“环境危害罪”专章(刑法分则第29章)用以集中规定环境犯罪,将环境资源行政法规中的大部分刑事条款加以吸收并对有些内容修改完善。第二,环境法律规范立法技术严谨,明确具体,易于操作。这也是德国立法的的一贯风格,读来清楚明确,简单易行。第三,采用“空白刑法”的立法技术,这样就可以将其他非立法机关的行政法规等用来弥补刑法不足,增加法官对环境犯罪认定的自由裁量权。第四,德国环境刑法处罚严厉,层次分明,这样刑法威慑力更强。德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覆盖面广泛,操作性强,其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三)美国应对环境犯罪的行政刑事措施

     美国规制环境犯罪行为的亮点主要在于其行政和刑事相结合的方式。行政方面,首先加强环境行政管理机构队伍建设,“行政管理机构构成环境守法监督的前哨,因此,这些监督官员及其工作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的环保机构在将环境违法行为交付刑事侦查和起诉时都十分审慎。”[7] 其次,要求行政执法的内容和强度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对法律规制的企业集中地区的监督检查机制和一般地区就可能存在差别。还有在调查机构的职责上实行国家与地方机构分担的原则,对于专业性高和复杂繁琐案件由州和国家直接派人处理。归结起来,美国对于环境犯罪案件的行政处理原则是加大查处力度,但尽量减少刑事起诉,督促其自我约束。

    刑事方面,美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有自己的特点,环境单行法覆盖面广,其中有大量的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定罪量刑。同时实习双罚制,公司管理者和雇员同样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这就增加了刑法的威慑效用。还有美国的联邦体制赋予各州刑事立法权,这样就可以将中央统一规划与地方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本地特点的环境犯罪惩处方式。

    四、我国环境犯罪的预防措施

    虽然环境犯罪是刑法学研究范畴,但要想构建出良好的环境犯罪预防体制仅仅依靠刑法调整是肯定不行的。想要消除环境犯罪原因、减少犯罪机会、威慑和矫正犯罪人,需要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防范体系。借鉴环境保护发达国家的防治经验和国内学者研究成果,本文将以刑法调整为重点,结合其他措施,共同探寻适合我国当前实际的有效环境犯罪预防措施。

    (一)环境犯罪的刑法预防

    1.完善刑法中环境犯罪体系,增加保护范围。刑法定罪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环境及资源犯罪罪名只有16个,共在8个条文中加以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环境犯罪种类复杂、手段多样,想要更好的保护环境追究犯罪就必须在刑法中不断增加已经或可能出现的环境犯罪罪名,做到有法可循。例如针对现在不断严重的海洋污染,可以创设污染海洋罪,针对城市扰民噪声,可以制定噪声污染罪。这样就使刑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相对应,加大了环境刑法保护范围。

    2.转变立法理念,由以人为中心转向以生态价值为本。前面已经论述过,以人为中心的环境犯罪立法观注重犯罪对人的影响,只有造成公私财产损害或人身伤害才能够成犯罪,将对环境的保护变成了对人的保护的附带行为,这明显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对环境资源的本身价值认识清楚并加以重视,将生态利益作为独立法益加以保护,转变我国刑法环境立法的价值观念。对于这一点,《刑法修正案(八)》将部分原法条规定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刑法中“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等定罪的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这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生态价值本身的意义,开始转变环境犯罪立法观念,但还需要在其他法条中加以体现并不断完善,增加现实操作性。

    3.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在环境犯罪方面,我国现行刑法还是过于注重犯罪结果,而环境犯罪的特点决定了犯罪一旦结束,就会造成难以甚至无法弥补的后果,再加上环境犯罪行为的潜伏性、隐蔽性,犯罪结果也是很难及时被发现的。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意图就是当一些既遂犯罪的危害结果呈现危害巨大的特点时,采取提前遏制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条件,即只要致使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客体处于危险状态就认定符合犯罪构成条件。因此可以对刑法中的几个严重环境犯罪增设危险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有足以导致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的危险,就可以直接定罪处罚,将犯罪影响控制在最小状态。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立法体例可见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我国环境问题异常严峻,与西方国家当初的环境状况类似,因而增设危险犯是环境犯罪立法的当务之急。

    4.加大刑法处罚力度,完善刑罚体系。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处罚刑度多为三年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幅度都很轻, 而管制和拘役也都是很轻的刑罚种类。对于某些环境犯罪来说,巨额的经济利润和轻刑的法律后果不对称,处罚已不足以起到犯罪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和震慑功能。因此有必要对情节严重、危害性大的环境犯罪加大惩罚力度,规定较重的自由刑,增加无期徒刑的设置,而不是仅限于管制、拘役和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可以在刑法中规定对采取积极方式消除犯罪后果,主动治理被污染环境的犯罪分子给予减刑或缓刑,引导犯罪分子在损害发生后弥补过错,减少损害,这也是符合刑法一贯宗旨和环境保护要求的。例如,2017年12月, 江西抚州市中级法院对两名环境污染犯罪人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另外两人还被判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8万元,在焚烧危险废物的现场和周边40余亩土地上植树造林,并养护3年,对涉案全部危险废物及其残渣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置。[8]

    (二)环境犯罪的行政对策

     美国著名大法官卡多佐在其《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一书中认为,法律被立法者制定出来时还仅仅是一株幼苗,而他的枝头伸向何方还需要看执法者的栽培。因此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全面了,却仍然是要一套合理配套的行政制度相配合。目前,环境行政执法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处于唱主角的地位,不断完善和搞好环境行政执法也就显得特别重要。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可供执行的行政法规。刑法的规定是笼统的,行政机关现实执法中如何认定环境犯罪行为就需要以有关具体行政标准为指导。政府要积极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资源开采限制等规定,让环境犯罪行为更易于被发现和衡量。其次,需要国家制定法律增加环境保护部门行政执法的权利范围,例如可以直接给以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权利,同时简化行政流程,对于发现的环境犯罪行为迅速响应、及时处理,尽量减少犯罪影响。最后,环境执法部门要提高执法水平,加大执法力度,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执法腐败。要加强环境执法队伍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和廉政建设, 全面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严格遵守以法律为依据, 以事实为准绳,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在日常执法中要注意总结经验规律,尤其要加大对各类工业开发区的环境监管力度,对达不到环境质量要求的,要限期整改。还应该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完善联合执法机制。

    (三)环境犯罪的社会预防

    如此多的环境犯罪行为的产生必定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的。因此对环境资源犯罪的预防,光靠刑法的实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支持。正如李斯特的那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为此,针对环境犯罪的预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诱导大多数人走上环境犯罪道路的的根本原因还是高额的经济利润,因此,从经济方面进行调整是社会控制环境犯罪的首要内容。国家应该加强宏观调控,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低能耗、低污染工业,重视第三产业的增长。同时加大经济投入,提高对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物的净化水平和回收利用率;充分利用风力、水力等绿色能源,减少煤炭、核能等污染能源的使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保持资源的可再生性,维护生态平衡等等。

    2.加大普法力度。我国现在公民的法律素质较低,而且国家法律又太多,公民有时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某种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例如在山区的猎户,以打猎为生,如果法律知识缺失,就会经常捕猎国家保护动物,触犯法律。“国家需要将晦涩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通俗的方式传播到公民心中,至少使其指导一个大致内容,以便在需要判断自己行为是否合法时有一个可预期的答案。”[9] 即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

    3.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发展。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明确社会组织对环境污染行为诉讼主体资格。但近年来发现,民间公益诉讼受限于社会组织发展规模、资金支持、法律支持、取证支持等各方面因素,环境公益诉讼整体发展仍较缓慢。国家希望增加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意识,必须需要增加环境公益组织的培育和引导,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资金、技术支持。

    4.要在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的伦理道德观念。公民的道德法制观念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控制机制。[10] 因此,要加强国家对环境犯罪的控制机制,就必须提高公民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守法意识和护法意识。国家需要做好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在全社会形成一个环境保护的氛围,这样才能使各项环境保护制度有效贯彻实施。

    其他社会预防措施诸如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等都可以为环境犯罪的预防起到很大作用。政府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为环境保护创造一个良好社会环境。

    本文提出的预防对策是根据上文总结的环境犯罪的特点、成因以及国际治理经验而提出的。由于环境犯罪的不断演进,新的犯罪手段、犯罪原因肯定会不断出 ,这就需要我们审时度势,在制定环境犯罪防治措施后不断完善、更新。只要我们坚定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并采取实际的行动,是绝对可以将环境犯罪的数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的。环境犯罪的预防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更是与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需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2] 康树华.犯罪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3] [日]平野龙一.日本对自然环境的刑罚性保护[G].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81.

[4] 马明利.刑法控制环境犯罪的障碍及立法调适[J].中州学刊,2009(3):113-115.

[5] 徐平.环境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6] 冯军,尹孟良.日本环境犯罪的防治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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